三中全會釋放十大信號
關鍵詞 三中全會|2024-07-19 14:19:59|來源 任澤平
摘要 二十屆三中全會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7月18日，公報發布。值此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會議釋放十大信號：第一，總基調是進...
二十屆三中全會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7月18日，公報發布。
值此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會議釋放十大信號： 第一，總基調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要更“進一步”，包括創新驅動、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統籌好發展和安全，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平衡、安全和可持續性。“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改革是五年任務規劃。 第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兩個毫不動搖”，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素市場化改革包括包括土地要素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資本市場改革、技術及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資源環境要素改革等。會議在強調活力的同時，對公平的重視程度提升，強調提振民營經濟信心。 第三，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會議利好新基建、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等新質生產力發展。 第四，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會議對創新發展、科研成果轉化是利好。 第五，推動新一輪財稅改革。短期穩增長、提振預期，中長期保障民生與社會治理。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有三個：一是優化稅制結構，二是推動央地責任劃分與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三是健全現代預算制度。預計后續消費稅改革和財政擴張是重點。 第六，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改革以化險、發展和監管并重。一是金融化險體現“化債+監管”長效模式；二是金融發展以“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金融高水平開放”為兩大主線；三是強監管，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預計未來金融業將以服務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為主進行高質量發展，避免空轉和脫實向虛。 第七，城鄉融合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要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根據國際經驗，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辦法是加快城市化進程和現代化農業發展。 第八，健全社會保障，完善生育支持和高質量養老體系。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業優先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預計未來將積極對應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大鼓勵生育力度。 第九，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綠色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要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預計綠色發展和新能源革命是大勢所趨。 第十，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堅定不移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落實好防范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三中全會對宏觀政策表述積極，7月底將召開政治局會議，預計將有穩增長政策出臺。
1 總基調：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三中全會提到，“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對公平的重視程度提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法：“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會議的總基調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改革要更“進一步”，包括創新驅動、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統籌好發展和安全，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平衡、安全和可持續性。具體包括統一大市場、新質生產力、教育科技人才、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城鄉融合、改善民生、綠色發展等方面。 “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三中全會提到，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放得活”，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激發市場活力和創新動力；“管得住”，意味著政府仍然需要在關鍵領域進行有效監管，維護市場秩序，防止市場失靈，確保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發揮了“56789”的重大作用，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應加強民營經濟產權保護，完善法律制度、規范行政行為；加強法治，適當約束地方政府對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正常經營的干預，將更多領域向民企、外企開放，提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安全感以及對未來的信心。 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暢通流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包括包括土地要素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資本市場改革、技術及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資源環境要素改革等。 土地要素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機制，以常住人口增量為主要標準供給城鎮用地，推進市場化的跨省換地。目前，土地是各項要素中市場化改革最為滯后的領域，潛力極大。從城鄉角度看，應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機制，進而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對人口增長的地區加大建設用地供應，對人口減少的地區要減少土地供應。 勞動力市場改革。要尊重人口和產業向優勢地區集聚的客觀規律，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居住證互通互認，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地提供。 資本市場改革。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方向，加快上市公司監管、證券公司監管、證券投資基金監管、債券監管等各領域立法修法，及時評估完善業務規則，從制度上保障資本市場良法善治。 技術及數據要素改革。建立健全數據產權制度，制定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和交易的政策；加強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快速發展，以保障技術和數據的傳輸效率和安全；完善數據要素市場監管設計，構建與市場并進的交易規則和監管體系，保護企業創新創業積極性。 資源環境要素改革。建立健全的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交易平臺，加強總量控制、優化分配機制，逐步擴大市場覆蓋的行業范圍，使得交易主體、商品種類和交易方式更加多樣化，如碳排放配額和用能權指標的有償取得機制。 三中全會提到，要“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 2023年9月7日，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對“新質生產力”定義作出系統性闡述；3月5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一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新產業是重點任務，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是關鍵。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鞏固擴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領先優勢，加快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等產業發展,積極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增長引擎”，“開辟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賽道”。 二是，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轉型。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制造業重要的上游投入部門，生產性服務業賦能傳統制造業，降低運營成本，擴展應用場景。 三是，“人工智能+”，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加快形成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數字基礎設施是以數據創新為驅動、通信網絡為基礎、數據算力設施為核心的基礎設施體系；數字基礎設施主要涉及5G、數據中心、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以及基于此類技術形成的各類數字平臺。 發展新質生產力，還要處理好新的生產關系。未來，我們需要：1）更高素質的勞動者；2）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如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等；3）更廣泛的勞動對象，如將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作為勞動對象之一。 目前，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快速發展，深化融合實體經濟。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完成軟件業務收入123258億元，比上年增長13.4%。2023年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63631萬戶，比上年末增加4666萬戶，互聯網普及率為77.5%。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報告顯示，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場規模有望突破10萬億元。企業采用率已達15%，市場規模約為14.4萬億元。在制造業、零售業、電信行業和醫療健康等四大行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采用率分別達5%、13%、10%和7%。 三中全會提到，“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基礎，科技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而人才是科技創新的核心資源。三者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只有將它們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創新驅動力。推動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應該1）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通過改革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體制機制，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促進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如完善科教協同育人機制，推動高校與科研機構、企業的緊密合作；2）培養創新型人才。可優化學科設置、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加強青年科技人才的培養等。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通過國家層面的統籌和協調，集中資源力量，解決核心技術問題。新型舉國體制強調國家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導作用，集聚全國的科研力量和資源，進行重大科技攻關。 “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從認知與獲取層面、研發層面和落地層面共同推進，三位一體實現科教興國。首先，認知層面，促進教育公平。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深化教育改革，實施教育提質擴容工程，讓每個人盡可能得到教育機會，提高意識，擴大基數，這是大眾創新的地基。第二，研發層面，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科教體制改革，建立市場化、多層次的產學研協作體系。切實提高科研人員與教師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進力度。第三，落地層面，推動產學研結合。有效地實施產業政策，重點在于支持基礎領域、而非補貼特定企業，組建研發聯盟攻克技術難關。運用市場化機制激勵企業創新，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縱深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5 推動新一輪財稅改革，短期穩增長、提振預期，中長期保障民生與社會治理
三中全會提到，“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 短期穩增長、提振預期，中長期保障民生與社會治理，新一輪財稅改革勢在必行。短期，需求不足需要政策擴張，宏觀稅負趨于下行，制約地方財政；央地財權事權不匹配；土地財政拖累較大，地方財政吃緊，地方債務風險增加，需要新稅源。中長期，老齡化加重、保障民生等需要財政加大支持。 2018-2023年財政收入年均同比增長3.4%，低于同期復合GDP的增速；2023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較2021年高峰下滑31.76%，連續兩年拖累地方財政收入；2023年地方收入占比占54%，但支出責任占比86%。地方稅種范圍較窄，而剛性支出較多。 一是優化稅制結構，培育地方稅源，改革和完善消費稅、增值稅制度； 二是推動央地責任劃分與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適當提高中央事權與支出責任，完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 三是健全現代預算制度，財政收入上，規范征稅收費；支出上提高效力；健全政府債務管理體系、防范債務風險。 更具體的措施可能在消費稅改革，包括稅收歸屬權下移；擴大征收范圍、納入更大范圍的高端服務業和高檔奢侈品等高消費產品；征收鏈條后移，從生產端轉向零售端轉移。 6 金融改革，化險、發展和監管并重，服務實體經濟，高水平開放
三中全會提到，要“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 金融改革以化險、發展和監管并重。一是金融化險體現“化債+監管”長效模式；二是金融發展以“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金融高水平開放”為兩大主線；三是強監管，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第一，金融化險，推動“化債+監管”。 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及時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 第二，金融發展，對內，繼續健全融資市場、更好地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對外，繼續保持高水平金融開放。 繼續健全多層次融資市場，如VC/PE、并購重組等，即發展多元化股權投資：企業可根據自身定位，通過VC風投、IPO、并購重組等方式獲取融資。打通多層次渠道，以免造成“一窩蜂”上市亂象。 發揮金融機構的差異化定位作用。多層級金融機構互相配合，明確責任劃分，更細致地服務實體經濟。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定位為宏觀維穩角色，在頂層政策導向上更好地發揮作用；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可因地制宜，推出符合當地情況的特色金融服務。 方向上，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多金融資源用于促進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大力支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繼續加強人民幣國際化，提升融資便利度，短期有利于匯率穩定，長期有利于實體經濟活力。國際清算銀行（BIS）2022年調查顯示，近三年來人民幣外匯交易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由4.3%增長至7%，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五位。 第三，金融監管，力求從根本解決問題，“把握好權和責的關系，健全權責一致、激勵約束相容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把握好快和穩的關系，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時度效，扎實穩妥化解風險，堅決懲治違法犯罪和腐敗行為；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 4月12日，國務院第三次發布新“國九條”，意在嚴監管、防風險，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彌補制度短板，核心在于推動資本市場從融資市轉變為投資市。新“國九條”有九大亮點：一是明確資本市場發展的目標導向，二是發行制度迭代升級，三是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四是加大退市監管力度，五是加強證券基金機構監管，六是加強交易監管，七是推動中長期資金入市，八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九是加快資本市場法制建設。 三中全會提出，要“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城鄉融合不僅意味著城市向農村輸出發展，也包括了激活農村資源、推動農村經濟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培育特色產業等方式引領現代農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更多增收機會，實現城鄉共同繁榮。以縣城作為重要載體，鏈接城市和鄉村。通過提升縣城基礎設施、拓展城市功能，推動鄉村振興和城市升級。縣城不再僅僅是行政中心，更是經濟、文化、社會的中心，為周邊鄉村和城市提供服務和連接。 “要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推進和完善城鎮化的相關制度。新型城鎮化不僅僅是城市面積的擴大，還包括產業和人口向城鎮的合理分布，要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提升城鄉規劃、建設和治理的融合水平。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應該：1）推動“三權分置”土地改革。分離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此舉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動農業現代化；2）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支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發展，提升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組織化水平，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3）完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和義務，規范集體財產的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 在健全基本體制的基礎上，完善強農惠農富農的支持政策，提供財政、金融、技術等多方面支持，提升農業生產力和農民收入。 三中全會提到，“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業優先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社保支出，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公共服務，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國在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的發展型消費潛力巨大。我國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較低，2022年為3.0%，歐元區為19.6%（2023年），日本為21.0%（2022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7.0%，低于OECD國家（60.3%），其中，日本、美國、英國、韓國分別為55.6%、68.8%、61.9%和48.1%。 積極應對老齡化少子化，鼓勵生育。1）從稅收優惠、托育服務、教育投入、女性就業權益、輔助生育等方面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2）從社保支持、延遲退休政策、養老金融產業等方面打造高質量養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初次分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再分配方面，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穩增長、穩就業、保民生。
9 綠色發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
三中全會提到，“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支持生態文明建設，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全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同時，明確政府、企業和公眾的責任，強化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執行力，推動多方共同參與環境治理。 發展綠色經濟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舉措。從國際看，碳減排是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碳中和的行動中。1992年簽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確定《京都議定書》，2016年全球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巴黎協定》，以推動全球盡早實現深度減排。從國內看，我國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導致資源能源過快消耗和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碳達峰碳中和蘊含著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經濟帶來深刻變革，為能源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巨大機遇，與碳達峰碳中和相關的碳減排支持工具可兼顧短期穩增長和長期高質量發展。我國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碳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據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測算，到2060年，我國新增氣候領域投資需求規模將達139萬億，年均3.5萬億元，占2020年GDP的3.4%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6.7%，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在此時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既可為寬信用開拓新渠道，又滿足長期高質量發展戰略。 三中全會提到，“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堅定不移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落實好宏觀政策，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扎實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落實好防范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引領全球治理，主動塑造有利外部環境。” 人口、地產、債務三周期疊加，外部環境復雜，有效需求不足，預期較弱。二季度經濟放緩，物價低迷，名義GDP增速弱于實際；上半年GDP名義增速4.0%，實際增速5.0%。 下半年穩增長壓力仍較大。出口和制造業投資回暖是上半年經濟支撐項，但受全球制造業復蘇和貿易摩擦影響，能否持續存在不確定性。 會議兩次提及新質生產力，短期可提振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長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 政策的難點在于平衡好發展和安全。房地產仍為經濟拖累；基建投資受制于化債；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與強監管并重。 新舊動能轉換階段，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在發展中解決問題。財政擴張擴大總需求，同時加大對新經濟、新質生產力的支持力度，貨幣政策配合降息降準。提高微觀主體活力，提升就業和居民收入，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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