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制造’的質量急需改變產品質量可靠性不高以及創新力不強、品牌聲譽不佳等問題，這也是我國實現‘十四五’發展規劃以及二〇三五遠景目標中有關建設質量強國、促進質量提升、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我國需要加強質量頂層設計，各企業應結合產品及產業特點積極構建具有自身發展特色的質量管理模式，不斷提升質量競爭力，助力質量強國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

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上海質量管理科學研究院首席專家鄧績日前接受中國質量報記者采訪時說。在鄧績看來

質量強國應體現在經濟大而強、產業結構合理、品牌和創新力強以及文化體系建設完善、注重誠信等方面。

目前，我國已有200多個工業品（占世界全部工業產品種類的32%）的產業規模達到了世界第一，產業結構也在加速調整中，以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但在品牌競爭力、創新力、文化建設和誠信方面，我國與世界經濟強國相比差距仍較大。

對于什么是高質量發展，鄧績有獨到見解。

他認為，高質量是相對的，也是不斷變化的。一個產業、一家企業是否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要進行這樣的對比和評判，即與之前比，提高了多少？與競爭對手比，提高了多少？與國內外先進水平比，提高了多少？還可以與標桿的“最高標準、最好水平”相比較，與消費者和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較，通過量化數據分析進步和不足，不斷改進和提高，進而實現既定目標。

“目前，社會各方對高質量發展還存在著認知不清、以概念為主的問題，缺乏具體的戰略目標，包括目前處于什么水平、要達到什么水平、如何達到以及別人是怎么做的等。”鄧績說。

鄧績表示，這需要國家和企業共同努力。

國家層面，需要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質量強國規劃，加強質量指數、質量景氣度等研究；

企業方面，應不斷完善標準、認證、專利以及質量管理體系建設，不斷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具體到質量管理上，鄧績認為，眼下，我國不少企業仍以引進、照搬國外理念、模式為主，未與企業發展實際相結合，融合提煉出符合自身特色的質量管理模式；還有的企業因為領導重視不夠，尚未將質量管理提升到有效解決全產業鏈中普遍存在的關鍵質量問題的認知上，導致質量問題不斷。

“質量管理應以提高效益為主線，它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手。”鄧績強調指出，這也是全球質量管理孜孜以求的目標。正因為此，近年來，全球質量管理已從生產環節不斷向設計和售后服務兩端延伸，并且向環境生態和社會責任等方面滲透。應關注制造業中的質量損失率，關注產業鏈各方突破行政壁壘、協調高效發展，以及產業園區的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并且讓消費者參與到產品的設計、制造和服務過程中，在有效滿足需求的同時，不斷增強他們的質量意識。

鄧績進一步解釋道：

“以質量損失率為例，它由質量問題造成的返工、返修及因消費者投訴而產生的賠償等要素構成。目前，我國制造業質量損失率較高，為1.5%左右。近幾年每年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3000億元，由此造成的機會成本、過度成本等潛在間接損失超過萬億元。”

為了解決質量問題，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和顧客滿意度，全球企業都在積極進行創新實踐，而構建符合企業發展特色的質量管理模式，以及大力推進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生產等，成為他們的首選。一些國家也由此塑造了自身產品的質量特色，比如歐洲產品主打的是“生態”牌、美國產品與“創新”相連、日本產品的“精益型”形象則深入人心。在這方面，我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盡管國內企業在質量管理方面需要改進和提升的地方還很多，但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已站在全球發展的角度推出了可復制、具有標桿作用的管理模式，引領國內質量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比如濰柴動力WOS質量管理模式，強調質量是致命的、系統的、開放的、綠色的、藝術的和增值的；揚子江藥業以‘求索進取 護佑眾生’為使命的藥品質量風險管控模式，以‘三不’為原則（不讓患者承擔風險、不讓風險升級和不把風險轉移給他方），以‘四持續’（持續質疑、持續識別、持續管控和持續回顧）為方法，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把好每一道質量關。”鄧績說，當前快速發展的科技，使許多問題不可控，揚子江藥業打造的質量管理模式，瞄準質疑、管控、回顧等關鍵詞，由內而外發力，從“為什么要這樣做、藥品質量風險最低了嗎、還能做得更好嗎”入手，并推出了一系列舉措和方法，加強質量成本管理，增強風險意識，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效率。這些努力，使揚子江藥業很好地詮釋了“為父母制藥、為親人制藥”的質量文化。該模式已于今年5月上升為江蘇省地方標準，在醫藥、食品等行業具有很高的推廣使用價值。

基于國外在質量領域更關注公共健康、老齡化、智能化以及大數據運用等趨勢，鄧績建議，國內企業在追求提質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將質量提升真正落實在“人民至上”的使命上，通過質量管理創新、技術和服務創新等，實現健康中國目標，滿足人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